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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蠡:商海寄余生 千古一陶朱
來源:大眾日報 瀏覽次數: 發布時間:2014-11-04 14:24:47

    按司馬遷的說法,公元前468年,越王勾踐實現霸業。范蠡就此隱去,時年68歲。
    這位比孔子小15歲的謀士,與勾踐在吳國為奴時,卑膝求全。勾踐衣衫襤褸,鍘草喂馬,伏地為吳王夫差墊背上馬,夫差生病時舔舐他的糞便為其診病,三年才得歸國。這些計謀皆出自同住狹窄石屋里的范蠡。
    臥薪嘗膽,三千越甲吞吳國之后,范蠡喟然而嘆:“計然之策七,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于國,吾欲用之家。”老師計然的七個錦囊妙術僅用五個,便使越國翻身稱霸,范蠡自然得意,想繼續把這“七策”用于治家。
    越王勾踐的挽留,給范蠡“治家”制造了障礙。他命令工匠用上等黃金為范蠡制像,每天禮拜,命大夫們每十天禮拜一次,同時把會稽山四周三百里的土地劃為范蠡封土。范蠡深知“狡兔死,走狗烹;飛鳥盡,良弓藏”之道。
    于是,已超“退休”年齡的他,收拾輕寶,攜家帶口,悄然乘扁舟浮于江湖。小舟從此逝,商海寄余生……
    與時爭利  向地取財
    范蠡第一站選在齊國海濱,上岸后首件事是改名,“適齊為鴟夷子皮”。“鴟夷”是一種酒袋,可以展開,也可卷起。孔子所謂“邦有道則仕,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”,可相應“鴟夷”的形象。
    海濱資源豐富,既可農耕,又可漁鹽,還可做生意。范蠡便在海邊結廬而居,和妻子西施以及兒子們“苦身勠力”耕于海畔,種糧食、蔬菜,兼營副業,養豬、羊、雞等。
    安頓好家園之后,范蠡帶奴仆到蓬萊及齊魯以東各地考察年景和商貿情況。“每到一處,他都要像當年在越國因人進讒遭疏遠,游歷越國和楚國一樣,了解各地的社會現狀、歷史、地理、風俗、人情、物產、物價、商品產地及供需量。”菏澤范蠡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呂玉杰介紹道。
    回到海濱后,范蠡根據掌握的市場信息,把自家的皮貨、絹、紗、綢、緞、食鹽等,用車運往各地銷售。同時他根據在越國的經驗和調查的信息,對未來市場做好預測,主張在夏天收購皮草,冬天買進布匹,發生水災時做車的生意,在旱災時做船的生意。
    這種“反季節”的超前預判,鮮有競爭,成本較低,機遇到時,收益卻很高。冬天人們要買皮草,夏天要布匹,水災來臨時要用船,水災過后就會用車,導致商品的稀缺和價格上漲。通過此類的超前生產和采購,收益頗豐。
    “得時無怠,時不再來,天予不取,反為之災。”商場如戰場,除了做好預判之外,抓住時機更為重要。在運籌帷幄時,范蠡深知“從時者,猶救火追亡人也,蹶而趨之,唯恐弗及”。“與時爭利,向地取財”也成了他經商的核心思想之一。
    他也為不順時交過“學費”。相傳,他把南方的桔子用船販到北方,卻在中途遭遇大風,延誤十幾天。船內潮濕,天氣轉涼,桔子變質全部爛掉。
    吃一塹,長一智。對于海鮮、蔬菜、水果等特殊商品,要求保存條件好,交易流轉快,否則容易腐敗變質。范蠡主張:“以物相貿易,腐敗而食之貨勿留,無敢居貴。”對這些不易儲存的商品,不要追求高利潤而延誤出售時間,有適應的利潤就應及時拋售。
    “范蠡還善于觀察,開發各種商品來滿足人們需求。”呂玉杰介紹道,他主張“人棄我取,人取我與”。他把別人廢棄的長短、粗細不一的竹子低價買入,把粗的做成農具的柄,細的削薄做掃帚。同依此法,把蘆葦的細桿編成簾子,揀粗的壓扁織成席子。他把別人廢棄的樹樁買下來,物盡其用:把小樹樁做成木榫,大的做成砧板,長的做成棒槌。
    合作共贏  長勺喝粥
    范蠡經商,講究誠信為本。最重要的是保證商品貨真價實,“積著之理,務完物”。經商的目的是為增加財富,但不能以假冒偽劣騙人,商品要有上好的質量。如此一來,生意才能流轉,信譽才能累積,開拓出更大市場。
    在日常生活中,范蠡也經常教育孩子:經商要誠實,求利要共贏。一天,他特意讓家人訂做了三個飯勺。這飯勺和普通飯勺別無區別,只是加裝了三尺長的木炳。他把兒子們叫到廚房,揭開鍋蓋,滿滿一鍋粥,對孩子們說:“你們三個用手里的勺子吃粥,看誰吃得快。”
    三個孩子拿著飯勺,卻發起愁來。勺把長、胳膊短,飯勺怎么也遞不到嘴邊。只好兩手交替著從勺把向勺頭方向慢慢移動,好不容易才喝到勺子里的粥。范蠡對孩子們說道:“你們這個吃法,既費時又不易。”他轉頭對二兒子說:“如果你把你勺子里的粥給我喝,我把我的給小三喝,小三再把他的給你喝,這樣是不是容易些?”
    孩子們依法照做,果然能輕而易舉吃到長勺里的粥。“做生意和吃粥一樣。世上有很多財寶,人人都想舀到自己的‘飯勺’里,但真正成功的人并不多。這就是只想自己,不想別人的結果。做生意要與別人合作,單靠一個人不行,要同舟共濟。既要想到自己發財,更要想到別人發財,別人發了財,才有錢買你的東西,你才能再發財。”范蠡如是給孩子解釋。
    范蠡不像一般商家那樣精打細算、盤剝斂財,而是對合作者謙和禮讓,對待雇工也十分慷慨。遇到災年減產,就減免地租,同時開粥場賑濟災民。在年初,和一些農民、商人簽訂收購合約,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,他按照市場現價收購;如果價格下跌,依然嚴格履行合約價格。由此,各地商人都愿意和他做生意,工匠與農民也愿意為他打工。
    表面上看,范蠡可能吃虧,但他卻擁有了大量優質穩定的合作伙伴。譬如有次范蠡資金不足,周轉困難,向一富戶借了10萬錢。一年后,這個富戶帶著各家借據出門討債,不慎把包裹掉到江中,幾十萬錢的借據和路費都化作泡影。走投無路,來到范蠡家。范蠡知悉情況后,不僅連本帶息還了錢,還額外送了一筆路費給這名富戶。他的仁信之名也由此廣播海右,做起生意,更是左右逢源。后來,他為擴大生意,三次短缺資金,各富戶均主動送錢上門,幫他渡過危機。
    布衣之極  久受不祥
    宦海沉浮四十余載的范蠡,在隱遁商海之后,依然可以用政治的眼光來看經濟,洞察力自然高人一等。時值諸侯割據、戰事不斷,范蠡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市場需求:吳越一帶需要大量戰馬,而北方多牧場,馬匹便宜又剽悍。
    他心里明白,在北方收購馬匹不難,到吳越賣掉也不難,難的是如何將馬匹由北方運到吳越。水陸迢迢,人馬住宿都需要費用,而且兵荒馬亂,沿途強盜橫行。愁眉不展之際,他在一個茶肆里聽說齊國有一個叫姜子盾的富商,經常販運麻布到吳越,而且已買通沿途強盜。
    于是,范蠡計上心來。他寫了一張榜文,張貼于姜子盾來回出入的城門口。其意是:范蠡新組建一馬隊,開業酬賓,可免費幫人向吳越運貨。不出所料,姜子盾主動找到范蠡,求運麻布,范蠡滿口答應。如此一來,范蠡與姜子盾一路同行,貨物連同馬匹都安全到達吳越,馬匹也迅速脫銷,范蠡因此大賺一筆。
    在“民以食為天”的時代,誰搞得好經濟,誰就能得到重用。由于范蠡肯吃苦,又憐貧恤苦、仗義疏財,所以齊王把他請到臨淄,拜他做了相國。干了兩三年相國后,范蠡感嘆地說:“居家則致千金,居官則至卿相,此布衣之極也。久受尊名,不祥。”
    于是,他又悄然辭去相位,把財產分散給朋友和鄉親。把最貴重的物品帶走,乘車走小路,晃晃悠悠來到今菏澤定陶,改名“陶朱公”。
    “那時的定陶是‘天下之中’,可謂商業圣地。它的輻射范圍遠遠超出了諸侯國界,可不是一般的經濟都會。它西北臨衛都濮陽,東北與魯都曲阜相鄰,南面是宋都睢陽,西南是鄭都新鄭,這些國都與定陶相距百里。”呂玉杰介紹道,定陶的迅速崛起,與運河開鑿有關。
    公元前484年,吳王夫差為爭霸中原,赴黃澠池之會前開掘疏浚了菏水。菏水的開掘溝通了濟水和泗水,構成濟、汝、淮、泗水道交通聯結網絡,江、淮、河、濟得以互相聯系起來。
    定陶處于菏水和濟水會合的地方,從此出發,可至齊、魯、秦、晉、吳、越、燕、中山等國。交通便利促進了商品交易,當時北方的大小牲畜,南方的羽毛、象牙、顏料,西方的皮革、毛織物、牦牛尾,東方的絲織品、魚、鹽等,都可以在定陶買到。
    “定陶一帶民風淳樸,適宜久居。當年舜在雷澤旁捕魚,湯在亳建都。這里民俗寬厚莊重,君子很多。百姓喜好農事,雖沒有富饒的山河物產,人們卻能省吃儉用,以求得財富的積蓄。直到西漢,定陶仍然是商業大都會。”呂玉杰分析稱,陶朱公被定陶吸引,是歷史的巧合,也是歷史的必然,“在這里,他根據時節、氣候、民情、風俗等轉運貨物,19年間三致千金,他最初的判斷有政治家的遠見和風范”。
    惟地包萬物  容禽獸
    于齊國為相時,齊威王曾召見范蠡問道:“公富足千萬,家累億金,何術乎?”范蠡答:“夫治生之法有五,水畜第一。水畜,所謂魚池也。”
    到定陶后,陶朱公根據低洼多水的地勢,發展水產養殖。在今定陶縣城東南方,還有十余畝魚塘遺存。天旱少水,塘內塘外,荒草萋萋。
    根據推算,在六畝池塘內養鯉魚一年后,根據數量、大小、長度不一,第一年可得錢125萬,再養一年,取錢515萬。養魚的利潤相當可觀。
    陶朱公養魚時,還首創“魚鱉混養法”。古時有神話傳說,“魚滿三百六十,則蛟龍為之長,而將魚飛去”。鱉謂“神守”,有它守護魚池,魚就不會隨蛟龍飛走。
    其實,“魚鱉混養”是極科學的。鱉能吃掉腐敗的死魚,有利于魚池水質清潔。鱉在魚池中活動,還能夠驅使魚群游動和水的流動,有利于魚群生長發育。
    “范蠡還把自己的養魚經驗寫成《養魚經》。全書僅三百四十三字,卻開創了我國的科學養魚紀錄,除了池塘的構建、魚鱉混養外,對魚卵的孵化、雌雄魚的配比,魚類輪捕等,都有論述。”呂玉杰介紹道。
    農耕時代,除了養魚,其他畜牧養殖也是創造財富的重要手段。陶朱公認為“惟地能包萬物以為一,其事不失,生萬物,容畜禽獸,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”。古定陶東南的白土山一帶,水草豐茂,地面開闊,是一處優良的天然牧場。陶朱公便心生一策,想在白土山下馴養繁育馬匹。
    要買好馬,除了西域,當屬塞北一帶。陶朱公親赴塞外,卻在買馬時頗費心思:當地人賣馬,不論匹點數,而是將買馬人領到一片草地,然后用手向空中一劃,即是將這片草地上的馬匹全賣給他,談個價錢即可。外地人毫無經驗,看到漫山遍野的馬匹,無法估計數量,只得聽從賣馬人說數,掏錢交易。
    善于動腦筋的陶朱公買過幾次馬后,慢慢觀察到馬的習性。一日傍晚,馬場內幾十匹駿馬飽食后,昂首西向,似乎在欣賞晚霞。不久,其他馬匹似乎群起效仿,不一會兒自動排成一行,十分整齊。這對陶朱公買馬啟迪頗深。
    來年,他再去買馬。賣馬人按照慣例,往空中一劃,告訴陶朱公,此一片草地上有五百余匹。陶朱公并不著急議價,而是緩緩地來到草原中間一條溝渠旁,一聲呼哨,馬群像聽到命令的士兵一樣,跑向溝渠邊,排成一行。陶朱公粗略估計不會超過360匹,就直截了當地把數目告訴賣馬人。賣馬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精明。后來買馬人競相學習此法,久而久之,“論溝買馬”成為當地傳統,沿襲千年。
    陶朱公將馬運回定陶后,飼養馴化,再借諸侯爭霸的東風,販賣戰馬,從中得利。定陶縣城內至今仍有一地名叫做“馬場”,雖被城市吞沒的只剩下一片小樹林,但當地居民依然世代相傳:當時馬場的規模有一千余畝,陶朱公曾在此養馬、馴馬。
    蘭陵賣藥  制“稱”造“囤”
    “除了賣馬,陶朱公還售賣鴿子,回老家宛地買玉,讓西施種麻賣布、織絲,釀造桃花美酒。”在早已被柏油路覆蓋的桃花井邊上,呂玉杰介紹道。
    史籍中,還有陶朱公“蘭陵賣藥”的記載。“那時候魯南一帶河澤眾多,他從定陶來蘭陵,也有可能是坐船來的。加上他早年征戰和游歷,熟悉交通,做起生意來就輕松很多。他把藥運到蘭陵來賣,可能是換了酒回去,互通有無。”蘭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焦子棟介紹道,秦漢之際的道家人物安期生,也學陶朱公賣藥,不過他是經不住蘭陵酒的誘惑,喬裝打扮后,拿著所謂的“不老仙藥”到蘭陵換酒喝。
    經商日久,便有奇招。定陶本地的傳說中,陶朱公還有幾個渾然天成的發明。那時的貨物交易都是靠掂量,不甚精確。一天,陶朱公看到兩個小孩在玩類似于現代蹺蹺板一類的“壓板”,心里猛然一亮,馬上跑回家仿制起來。
    他拿起一根木桿,在木桿兩端各掛一個物品,中間鉆上孔,輕的一端自然上揚,重的一端自然下沉,以此來區分兩端物品的輕重。可如何準確地稱出某一物品的重量,陶朱公還是找不到頭緒。
    有天夜里,他仰天思索,忽然看到天空中星宿的排列。這使他豁然開朗,他將木桿等距離分開,然后每段按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,加上福、祿、壽三星再分成相等的小份。一顆星標志著一定的數量,稱它為兩;十六顆星為一個大的距離,如是遞進出一個新的輪回,一個輪回為一斤。陶朱公給這種器具起名叫“稱”。兩千多年來,幾經改進,沿用至今。
    陶朱公還曾販賣過糧食,生意紅火,但糧食的儲藏和運輸卻令他頭疼。將收購的糧食堆積于屋內,老鼠猖獗,且容易受潮發霉,加上途中密閉運輸,運到目的地糧食爛掉大半,利潤甚低,陶朱公終日為此思索解決之法。
    一天,陶朱公向鄰居收糧,見一婦人手端盛著熱饅頭的饃筐走來。他眼前一亮,喊住婦人,手接饃筐,仔細端詳起來。原來這饃筐是用高粱秸前端的細桿折彎后,再用麻繩將其有規則地編串好,折成一個筐形,上面再用荊條夾牢綁好,透氣極好。
    陶朱公由此受到啟發,在自家院內用荊條仿造起來。他將荊條編織成碩大的“饃筐”,倒入糧食,效果特佳。他又將荊條筐逐步加高,形成一個底小口大、略呈圓柱形的貯器。因它可以囤積糧食,還能代替木筐,防止運輸途中霉變,陶朱公給它取名為“囤”。
    陶朱公從來不隱瞞自己發明的東西,將“稱”和“囤”的制作方法教給鄉鄰,四處傳播,百姓深受其惠。
    三聚三散  越王之臣
    陶朱公致富后,不忘宗族鄰里鄉黨,輕財好施。誠如司馬遷所說:“諸稱富者,非貴其身得志也,乃貴恩覆子孫,澤及鄉里也。……范蠡行十術之計,二十一年間,三致千萬,再散于貧。”
    所謂成名,要突破時空的藩籬,讓其他時空的人知道。陶朱公活著時,魯國有“窮士”猗頓,“耕則常饑,桑則常寒”。無可奈何時,猗頓向陶朱公問發財致富之道。陶朱公告訴他:“子欲速富,當畜五牸。”
    “五牸”即五種家牲的母畜。猗頓聽了陶朱公的話,就離開老家,來到魏國之地西河,大量畜牧“五牸”。不到十年,他的牛羊多得無法計數,他也轉身成為富比王公的商賈,儼然和陶朱公齊名。
    孔子的弟子子貢也經商,看到陶朱公富甲天下,曾登門拜謁。陶朱公說到致富之道時說:“經商之道,要在五旨,即:天、地、人、神、鬼。天,就是天道。要把經商和國家的興衰聯系起來,把經商看作是為國家聚資財。地,就是地道,經商,一要關注天氣季節的變化,對年歲的收成要有個準確的預測;二要關注經商地域的民風民俗,注意老百姓的喜惡和習慣。人,就是人道。要把經商同老百姓的需求聯系起來,把經商當作為老百姓謀福利,供應他們所需要的東西。神,就是神道。經商要誠信為本,取信第一,取利第二。鬼,就是鬼道。經商要靈活機動,不拘一格,預測行情,聚散有度。”
    子貢回去后,按陶朱公的經商理論去做,生意越做越大,“家累千金”。而陶朱公則把自己賺到的錢悉數“分散于貧交疏昆弟”。
    陶朱公散財濟貧的故事一直在民間流傳。“有一年,他到晉國賣馬,得了重病,一個月沒回來。正趕上定陶春荒,家人因為他不在家,不敢做主向百姓放糧食,很多百姓因此餓肚子、得病。他回來知道后,十分懊悔,便改在春天開始時給窮苦鄉親送糧食。”呂玉杰介紹道,至今定陶過年時,還延續著陶朱公的做法,春節時,各家各戶給困難的鄉鄰送些糧食、肉,叫“送年糧”;大年初一早上,給老人送上一碗水餃、兩個饅頭,叫“送年飯”。
    為紀念陶朱公的行善德行,定陶人還修建了一座專門供奉陶朱公的廟宇——紅蘭寺。定陶一帶至今還流傳一首民謠:“紅蘭寺,朱漆門,堂上坐著大財神。大財神,出凡塵,三聚三散越王臣。越王臣,富貴身,手里捧著聚寶盆。聚寶盆,天下聞,財源滾滾滿乾坤。”
    據說,紅蘭寺在縣城南古柳河畔,今已難尋蹤跡。
    典出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
    范蠡助越滅吳后,“以陶為天下之中,諸侯四通,貨物所交易也”。他從齊國棄官后,輾轉至陶定居,經商致富,“十九年間三致千金”,改名“陶朱公”,“言富者,皆稱陶朱公”,被后世譽為商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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